聽過Marry Up(向上結婚)或Marry Down(向下結婚)嗎?
向上結婚或向下結婚其實是風險分配模型
#beyondtheclassroom
0. 引言
這幾年我們時常可以在台灣社群平台上看到「黃金單身漢」這個詞出現得異常頻繁。
醫師、工程師、年薪 200 萬以上、有房無貸款、身高 175 公分以上、情緒穩定、不媽寶。條件清單越來越具體，甚至可以被標準化、被列表化、被量化。
討論很快分向兩個群：
一邊認為女性標準過高，是 hypergamy（向上擇偶）的極端化；
另一邊則認為這只是女性經濟自主之後的理性選擇。
但如果我們暫時把視線從社群情緒拉出來，用經濟模型來判斷，會發現這其實不只是價值判斷，進而是一個風險分配的問題。
1. Marry Up的科學名詞——Hypergamy
在社會科學當中，hypergamy 一詞指的是向上擇偶。它不是「拜金」的代名詞，而是一種配對現象。舉凡和社會經濟或教育地位不相配，尤其是向上跨階級的婚姻，都可以稱做是hypergamy。
在許多中外文化裡，女性大多傾向選擇社會地位較高或資源較充足的伴侶，這並非只限於當代社群平台的發現，而是長期以來就存在的婚配模式。差別只在於，現代社會因為社群媒體會把它放在放大鏡下檢視。
Gary Becker 在家庭經濟學中，把婚姻視為一種長期契約。兩個個體結合，不只是情感互動，而是資源整合與風險共擔。在模型裡，婚姻的成立條件是：雙方結合後的總效用，大於各自單身時的效用總和。
如果我們用最簡化的效用函數來理解婚姻，可以寫成：
其中：
R 代表家庭總資源（收入、資產、社會資本）
G 代表未來成長潛力（職涯發展、技能累積）
C 代表婚姻帶來的直接成本（生育、時間、機會成本）
σ 代表不確定性與風險波動
α,β,γ,則是個體對不同變數的權重
這個式子其實並不複雜，但它表明了一個簡單的概念：
當 γ 或 δ提高時，也就是當婚姻成本或不確定性上升時，則體會傾向要求更高的 R或 G 來平衡效用。換句話說，擇偶條件的提高是風險權重改變的結果。
1.1 成本如何影響門檻？
假設在某個社會經濟體中：
生育會使女性未來收入折現 30%
重新進入勞動市場的成本高
房價佔家庭收入比例過高
那麼婚姻對女性的期望效用可以進一步寫成：
若 γ上升，女性的最優策略就會是提高 Rm ——也就是要求伴侶具有更高且更穩定的資源。這不是我們口中說的「挑剔」，而是效用函數最大化。
所以，在博弈理論裡，可以將其視為一種風險補償行為。
1.2. Matching Market 的均衡
我們想像一個現在的婚配市場：市場上有一群男性，收入分布是從低到高都有。
把它想成一條長長的收入曲線。每個女性心裡其實都會有一個「最低標準線」，
我們叫它 𝑅∗；而這條線的意思是：若婚配象低於這個收入，我則不考慮結婚。
那這條線怎麼來的？它其實來自風險，因為一個女性結婚後可能：
生小孩會中斷工作
收入下降生活成本很高
房價壓力重
那麼她在決定要不要進入婚姻時，就會問自己：「如果我要承擔這些風險，那對方至少要補償我什麼？」當風險越高，這條曲線就會畫得越高。
現在假設很多女性同時覺得風險變高。於是大家都把那條最低收入線往上調。那會發生什麼事？市場上符合條件的男性其實是有限的。結果就會變成：大家都在競逐頂端那一小群人。這就是所謂的「黃金單身漢現象」。不是因為所有人都愛錢，而是因為：穩定現金流在高風險社會裡變成稀缺品。
法國經濟學家 Gilles Saint-Paul 也提出一個類似的模型來解釋女性 hypergamy。
他的核心假設很直白：
女性的生育窗口有限。
單配偶制度下，錯配的重新匹配成本高。
婚姻可能伴隨職涯中斷與收入損失。
若這些成本存在，理性選擇將會是：提高篩選門檻，以補償未來的機會損失。換句話說，若婚姻可能使一方承擔較高不可逆風險，那麼那一方在進入契約前，自然會要求較高的資源穩定性。
2. 把模型放進台灣
如果前面的模型成立，那麼問題就不再是「女性是否高標準？」，是我們必須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台灣的風險結構長什麼樣子？因為婚姻市場的門檻，永遠是制度的倒影。
2.1 高房價社會：資產已經不只是資產
在雙北，房價收入比長期處於高位。一個家庭若要買房，往往意味著長期槓桿與二、三十年的現金流承諾。在這樣的環境下，「是否有房」頻繁出現在婚姻討論中，並非偶然才會討論的話題。
房產在台灣社會的角色，不只是資產配置項目。它更像是一種風險下的保障。
有房意味著：
居住穩定性
抵禦租金上漲的能力
對未來家庭成員的保障
當外部環境不確定時，固定資產會被賦予額外溢價。婚姻市場也會自然反映這種溢價。
2.2. 生育與照護成本高度私人化
台灣的托育、長照與教育支出，制度分攤比例仍然有限。許多成本，實際上由家庭自行吸收。如果生育意味著職涯中斷、收入折現、甚至未來升遷機會下降，那麼進入婚姻的機會成本便會顯著提高。
從模型角度看，風險係數 δ 上升。當 δ 上升，最適門檻 R* 自然會提高。這是整個社會成本結構改變。在一個生育風險無法以制度分攤的社會裡，擇偶條件就會成為個體對沖風險的工具。
2.3. 薪資停滯與中位數壓力
台灣教育普及率高，所以大學學歷並不稀缺。然而薪資結構的成長幅度有限，中位數收入長期面臨壓力。
當多數人處於現金流緊繃狀態時，「穩定高現金流」會變得稀缺。稀缺的東西會被溢價。在資本市場中，當不確定性上升，資金會流向現金流穩定、波動較低的標的。
婚姻市場的動態其實也異常相似。當社會整體不確定性提高，資源穩定性會被高度重視。所以這其實是一種均衡調整，而不是價值滑坡。
2.4. 為什麼偏好集中在工程師與醫師？
台灣近期的社群媒體討論中，所謂「黃金單身漢」往往指向幾種職業：科技工程師、醫師、部分專業人士。許多人將這種集中偏好解讀為金錢崇拜，甚至嘲諷為單一價值觀。
但若從風險模型的角度來看，會出現另一種理解。這些職業具備幾個共同特徵：
收入相對可預測
職涯路徑清晰
產業需求具有中長期穩定性
技能具有較高轉換價值
在高波動環境中，市場自然偏好低波動資產。當婚姻被視為長期契約時，穩定性本身就成為重要指標。這種集中，並非單純的情緒選擇。讓選擇會更接近資源向穩定端移動的結果。
3.反思
3.1. 這是否會強化階級固化？
真正複雜的問題，其實在發生在階級固化這裡。若高收入與高教育群體持續在內部匹配，婚姻便不再只是兩個人的結合。它開始承載資本的整合功能。收入資本、文化資本、社會網絡，在家庭這個單位內疊加，並透過下一代延續。
近來網路討論熱烈的議題：「年收一千萬才算黃金單身漢。」很多人聽到會覺得誇張，甚至反感，但它其實只是把門檻數字化。當收入被明確劃線，擇偶條件就不再抽象，而成為可篩選的資源標準。
再看另一個現象——所謂的「台大媽媽」、「矽谷媽媽」、「竹科媽媽」Line 群。這些社群往往對入群條件有明確限制，例如學歷、職業、產業背景。表面上是交流育兒與教育資訊，實際上卻形成一個資本高度同質的網絡。
這些例子其實就是資本內部匹配的日常樣貌。當高收入、高教育家庭彼此結合，並在社群中持續互動，婚姻便不只是兩個人的選擇，而開始具有資本整合與延續的功能。相似的教育背景讓溝通成本降低，類似的生活方式讓衝突減少，接近的收入水準讓未來規劃更容易達成共識。
問題在於，當這種匹配長期發生，資源會逐漸向同質群體集中。而當社會整體流動性下降，這種集中就會被放大。於是，婚姻從情感契約，慢慢轉為資本整合機制。個體的理性選擇，在總體層面可能產生另一種結果——分層更加明顯，中位數位置被擠壓。
這才是制度層面的張力。
3.2. 合理與否，也許問錯了問題
在高房價社會裡，購屋意味著長期槓桿；在托育與長照高度家庭化的制度裡，生育意味著收入折現；在薪資成長停滯的結構中，穩定現金流變得稀缺。
在這樣的環境下，提高擇偶門檻，很難簡單畫上道德的議題。它更像是一種風險定價行為。
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女性是否過度 hypergamy。而是整個社會制度及經濟體是否把過多的不確定性留給家庭自行承擔？中位數收入是否足以支撐一個穩定生活？生育是否被過度私人化？照護風險是否幾乎完全由家庭吸收？
當制度風險下降，個體對安全邊際的要求自然會降低。門檻不需要被說服，它會自己調整。
3.3. 回到結構問題
如果我們承認婚姻是一種長期風險契約，那麼條件的提高，就不再是價值滑坡，而是一種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回應。真正棘手的，是當所有人都向上匹配時，中位數的位置會發生什麼變化。
頂層資源有限，
競逐自然激烈。
但當中位數群體持續被擠壓，生育率下降是否只是結果，而非原因？社會分層是否會被固化，而不自覺？Hypergamy 並不是新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風險集中在個體身上的程度。當制度將未來的不確定性外包給家庭經濟單位時，家庭就會用其他風險篩選條件來對沖。
備註
#beyondtheclassroom 為不附圖的文章系列，為個人對財金相關議題的反思及想法，歡迎留言討論。
AI寫作輔助說明
本文部分結構整理與模型符號排版，使用生成式 AI 協助語句修訂與數學式呈現。核心觀點、論述架構與案例選擇皆為作者自行構思與負責。
參考資料
Becker, G. S. (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G. S. (1973).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4), 813–846.
Qian, Y. (2017). Gender asymmetry in educational and income assortative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2), 318–336.
Saint-Paul, G. (2008). Genes, Legitimacy and Hypergamy: Another Look at the Economics of Marriage. IZA Discussion Paper.
Feingold, A. (1992).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te selection preferenc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1), 125–139.
Truly illuminating. Thanks for the fresh take!